具体到特定地方，中国法治变革所处的经济、社会变革背景，使行政规则在法的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特别是创制性行政规章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24）如是，则可以实现法治行政，让规制成为给付的支撑和保障。2.自由裁量的相对化 [35] （1）自由裁量行为观念的否定 行政行为的决定过程，由事实的认定——法律要件的解释——涵摄——行为类型的选择——行为程序的选择——行为的决定等阶段所构成。
⑥例如，1919年12月13日的德国《租税通则法》(Reichsabgabenordnung)第6条规定：以法律的意思，对行政机关进行根据裁量作出决定的授权时，该规定要求根据正义及公平(nach Recht und Billigkeit)来进行(RGBI.，1919，S.1994.)1931年的乌泰堡行政法典草案第65条也规定：裁量决定需要在对公益及私益的正当且公平的考虑的基础上，根据适当、正确的观点作出(Verwaltungsrechtsordnung für Württemberg，S.22.)。切实了解和把握这种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对于法治政府评价体系的科学建构来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支撑意义。但是，即使在法律上的要件都具备了的情况下，是否行使行政权以及何时、如何行使行政权，原则上也应该由行政机关的裁量判断来决定 [10]204-205。这一规定乍看起来似乎是很明确的，可是，其中蕴含着诸多解释的余地，不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及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身就意味着广泛的裁量，而且故意、人和情节较轻等概念的使用，使得对该规定的解释、适用整个过程的几乎每个阶段都需要裁量发挥作用。在这种主张的限度内，法律问题和裁量问题的二元性构成的缺陷，在该领域中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但是，另一方面，在实际中这种应然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说，如果过分强调详细地制定准则，过分强调比例原则，过分强调平等原则，在对照所公开准则展开给付行政的同时，反而难免无法提供优质服务的危险。所以，若是将法规裁量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作为相对性概念来使用，那么，这种相对性概念区分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曾经在三篇阐述民主主义的宏论中反复援引孙文的观点，批判资本主义权利的虚伪性。
第十四条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后者认为依靠人的正确理性可以发现并创制规则，依据规则可以实现人类秩序的和谐。这些社会权条款在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教育两方面扩大了不同群体在财富与智识上的同质性，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权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最大限度的巩固了国家政权。 劳动权入宪是对私人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的限制。
制定于1949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不仅将基本权利作为整部文件的第一章，且第一条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这是一种积极自由，也是一种参与自由，不同于与国家权力对峙的消极自由。
从逻辑上而言，该款实为赘语。[17]其中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划分最为突出。[59]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教研室编：《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5页。一般认为，法律上与法律面前是有差异的。
严格而言，立法平等是政治平等，司法平等是法律平等。[40]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教研室编：《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5页。[18]最后，五四宪法规定了体现公平的积极自由权即社会权。刘少奇在五四宪法草案中明确指出国家强大与民主权利之间的关系。
[51]刘少奇在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一文中也指出。[30]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0页。
首先，选举权的主体是公民，妇女是公民，自然享有公民享有的选举权。其二，注重实体基本权利。
有关劳动权的诸项条款，包括劳动条件、劳动待遇、家庭、社会保险、健康照顾等服从于这一价值。支持两种宪法传统的分别是自由和民主。欧洲学者认为，《人权宣言》酝酿了三种革命的萌芽，即自由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三种革命在自由思想的历史上具有相等的地位，代表了从单一的个人主义精神，发展为社会主义极端观点的进步性拓展。[8]此处古代人的自由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现代人的自由亦非现代自由主义。一是范畴不同：公民与外国人相对，人民与敌人相对，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内涵不同。如同艺术品的艺术性部分建立在丧失使用价值之后，五四宪法也因其后多舛和乖戾命运具备了观赏性，诸多基本权利条款成为现行宪法的蓝本，包括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监督权、社会权，乃至对私人财产的征收、征用都只是对五四宪法的恢复，而居住和迁徙自由仍处于争取之中。
1791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妇女和公民权利宣言》，1848年美国纽约小镇Seneca Fall第一届妇女权利代表大会上签署的《美国妇女独立宣言》。 五四宪法的公民权利而非人权还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体现。
人民主权理论消除了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紧张，公意将主权与人权合二为一，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此相遇。[56]根植于资本主义国家左派的平等观念，以及自由资本主义导致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与社会矛盾的加剧，20世纪初叶，福利国家滥觞，社会权作为这一理念的体现，规定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宪法之中。
[36][意]圭多·德·拉吉罗、[英]R.G.科林伍德：《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张晓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6页。[48]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5页。
公职人员效忠人民民主制度，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忠实履行职责，两者壁立，共同服务于人民民主制度，践行民主主义国家观。我国学者认为：1954年宪法同时体现了民主主义精神，宪法不仅规定了公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还规定国家供给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这些自由、权利的实现。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只有免于国家干预的自由才属于权利，积极能动的共产主义无疑为洪水猛兽，这是一种消极自由观。民主主义理念与法律实证主义传统相结合，勾勒出五四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三方面特征：其一，基本权利作为原则和规范，没有规定法院实施基本权利的违宪审查机制。
[26]他甚至宣称，《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深知他们口中的人意味着什么，制宪者有意未将黑人包括在公民范围之内。这些规定说明五四宪法对财产权保障十分重视，且符合国际普遍标准，其对私人财产征收须为了公共利益的规定符合现代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特征，既是对自由主义观念之下私人财产绝对和神圣性的克服，也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公共领域之中国家与社会兼具分离与融合的宪法规范表现。
宣言力陈男人的乖戾、暴虐、专断和罪恶，倡导妇女解放，独立于男人的控制之下，争取高等教育的机会、担任公职、教职，享有选举权。[30]如果没有身份地位的相对平等，就谈不上自由或权利。
[21]民族性在于反映过渡时期社会经济结构，自由与公平并重，将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设若政治自由缺乏保障，民主政权便无从落实。
或者恰恰相反，贡斯当口中现代人的自由正是今日人们所言的古典自由主义，亦即对抗国家的消极自由。[3]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开国宪法，五四宪法所蕴含的积极自由及其思想基础长期被忽略，至今仍被人们在相当程度上误解。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31]身份和地位平等是民主主义的前提，法律上的平等包含着这一要求。
社会权条款体现了五四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作为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是主权的所有者，享有平等身份与地位，政治自由与社会权条款混合了两类形式的积极自由，最大化了体现了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两大宪法原则。[52]并且指出，只有这种宪法，才是适合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而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
法律实证主义传统深刻影响了这部宪法的基本权利思想、规范与立法技术，烙印和镌刻着人民主权理论支撑之下民主主义自由观的幽深轨迹。共同纲领的权利主体是人民，义务主体是国民。